2021年4月29日 中国科学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脚步并未停止，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革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面向未来，全球高等教育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大学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治理？
4月27日，由山西财经大学主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山西太原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山西大学、英国阿斯顿大学、韩国岭南大学等11所中外大学的校长围绕“面向未来的大学治理与使命担当”这一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中外高校的领导100余人参加了论坛。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同时按下了线下教学的暂停键和在线教学的开启键，线上教育成为高等学校的必然选择，由此衍生出了关于大学存在意义、疫情后还是否需要国际交流等诸多思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罗喜胜表示，疫情的冲击下，网络教育变得非常频繁，表现也非常优秀，长此以往，大学学生可能不需要到大学上课，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大学的这个消亡的疑问正在引起大家的探讨，大学应该怎么进行自我革命以迎接这种认知教育模式的深刻变化，需要认真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维奇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未来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教育模式的变革、个性化教育的凸显、终身学习的诉求等。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面对即将发生的高等教育范式革命，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还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缺乏特色的办学模式、缺乏科学的治理体系。他预测，疫情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了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对易于就业的知识技能的需求。大学教育对就业市场变化反应的滞后，导致未来大学标准化学习模式将受到冲击，个性化、更加灵活的教育将拥有更多的市场。
谈到疫情结束后的高等教育新趋势，以及还有必要走出国门交流吗？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副校长德米特里·瓦西连科预测，疫情结束后，国际交流和出行将迎来大爆发。国际交流必不可少，国际交流可以培养生产力、好奇心和韧性。生产力意味着效率、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誉。好奇心，是对新问题跨界思考的宽度和兴趣。韧性就是适应能力，要了解自己的极限和能力。
线上教育盛行的背景下还有必要再开展国际交流吗？德米特里表示，现在一切都受到限制，我还是建议他们必须出去，因为即使所有学习都是线上的，也会每天和别人见面，那才是未来事业的投入之处，所以要保持希望、沉入环境、坚持到底。
未来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使命有哪些变化？学科建设应该有哪些举措？一系列现实问题都表明未来的教育改革，也将是一次教育领域的社会变革。
大学教育的未来应该深度的融入社会的发展。罗喜胜认为，学校应该布局学科交叉前沿领域，同时体现责任担当，多做原创性的科研，而不仅仅是跟随着大企业后面去做点零碎成果，一场教育教学模式的革命势在必行，需要加速培养创新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时代已变，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韩国岭南大学校长崔外出表示，过去大学的职责是培养标准化、统一化的人才，以应对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但是现在大学有责任培养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所需的创造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沟通和融合创造内在价值的能力，以及重视团队成员价值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大学，更是为了国家乃至全球的未来。
增强人才培养的厚度，离不开专业和学科的建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提出了构建资源共享，学科交叉的新文科建设格局的思路。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专业、精准、精细、分工，更要求各专业的相互交叉合作，形成整体的系统，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仅仅靠一个学科，一个专业都难以支撑。
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12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难掩现实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刘维奇表示，部分高校的办学存在功利化，赶速度、铺摊子、求规模，办学模式雷同，学科专业同质，什么专业热度高就办什么专业，什么专业招生好就办什么专业，高校变得大而全，新专业不断增加，旧专业还在努力维持，学科设置不合理，专业调整不果断，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办学模式。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没有特色就没有市场，特色的办学模式将是学校最强大的吸引力，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将是高校最核心的竞争力。
另外，在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大学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从一些高校的发展形成来看，将产学研打通相互对接，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前提和基础。夏文斌表示，一流的大学需要和最新技术革命比肩同行，打开大门办大学，把大学办在产业中，把产业放在大学中，推进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有机融合，才能推进教育教学的创新，不断增强人才培养的厚度。
大学内部的内部治理、考核评价有哪些难点？谈及未来，大学校长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罗喜胜认为，目前来看，大学已经不再是科技知识的唯一的生产者，许多互联网大公司都对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大学的学生、大学的科技如何引领今后科技的发展，这值得认真思考。
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谈及大学治理和人才流失话题时表示，大学里面的考核评价越来越像企业制度，包括绩效发放的制度安排，这个现象不是山西独有。普遍现象就是上下班要打卡，上课为了激发大家积极性，按课时数来发放绩效，在此基础上还要看这门课是双语课，还是专业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有多少人。搞出很复杂的计算公式；科研成果评价不仅仅是数篇数，还要看在哪个档次的刊物上发表，然后记工分，绩效评价和绩效考核甚至比有的企业搞得更精细。
他认为，这种斤斤计较的评价，能把鸡蛋里面的骨头算出来，背离了大学精神。过去的教师带学生上讲台引以为荣的；过去的老师搞科研是自觉自愿。现在需要靠加大绩效提高搞科研的积极性，似乎是把我们大学里面的人引导到斤斤计较，给钱就办事，如果环境如此的话，一个学校是很难独善其身，大学也因此难以留住人才。因此，新的教育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值得思考和期待。
西藏大学副校长张兴堂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藏大学的心得就是坚持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高校有两种资源，一种是行政资源，一种是学术资源。不能轻视对行政资源的管理，也不能轻视对学术资源的管理。很多校长或院长退出了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岗位，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这就是教授治学。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呼唤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如何赢得未来？刘维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教育评价改革将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充沛的条件、奠定坚实的基础，改革既要有政府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又要有学校和师生的自我革命、破旧立新，更要有整个社会的全面认同、通力配合。高校是此次改革的主力军，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二是学科生态建设，学科是高校发展的龙头，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打造学科群。三是校院两级改革，今后学院成为人才输出、知识塑造、科技创新的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简政放权、重心下移，“学校办大学”向“学院办大学”的转变势在必行。
